在大中年间（847年-859年），唐朝的对外关系展现了其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外交活力与多元性，通过册封、交流和接待外国使节等手段，唐朝不仅巩固了自身的国际地位，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
一、与黠戛斯的友好互动
大中元年（847年）六月，为了加强与北方游牧民族黠戛斯的关系，唐宣宗派遣鸿胪卿李业作为特使，携带官方符节前往黠戛斯，正式册封其王子为“英武诚明可汗”。这次册封不仅是对黠戛斯王室权威的认可，也是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象征。它反映了唐朝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维持边疆稳定的战略考量。
二、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次年，即大中二年（848年）三月，来自东瀛的日本国王子率领使团来到长安朝贡，带来了珍贵的地方特产。为了表达对远方来宾的欢迎之情，宣宗特意安排了一场盛大的百戏表演，并设宴款待这些异国使者。此外，他还慷慨地回赠了精美的宝器和音乐器具，这不仅是物质上的馈赠，更是文化与艺术的交流。这种高规格的接待方式体现了唐朝开放包容的态度，同时也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三、接纳求法僧人
到了大中七年（853年），日本僧人圆珍等人搭乘中国商船良晖号抵达温台地区后继续前往福州，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学习之旅。这一时期，许多外国僧侣纷纷前来唐朝求法，他们不仅学习佛教教义，还带回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四、与安西回纥的往来
大中十年（856年）十月，远在西域的安西回纥庞勒可汗派遣使者来到了长安进献贡品，以示臣服。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宣宗任命卫尉少卿王端章为册封使，准备授予庞勒“怀建可汗”的称号。然而，由于途中遭遇黑车子部落的拦截，这次的册封没有能顺利完成。尽管如此，这次尝试仍然表明了唐朝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保持与西域诸国的良好关系。
五、对渤海国的支持
最后，在大中十二年（858年）二月，当得知渤海国王大彝震去世的消息后，唐宣宗迅速采取行动，任命其弟大虔晃继承王位，并授予他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以及忽汗州都督等高级官职，正式册立为新的渤海国王。此举不仅稳定了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局势，也为两国间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总之，大中年间唐朝的对外交往充分展示了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之一的魅力与影响力。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唐朝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盟友圈，还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了深厚的联系，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主要作品
唐宣宗李忱不仅是一位治国有方的君王，同时也在文学和书法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他的诗歌作品流传至今，展现了其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情感世界。在文学创作上，宣宗留下了不少佳作，其中包括《百丈山》、《吊白居易》、《幸华严寺》、《重阳锡宴群臣》、《题泾县水西寺》以及《瀑布联句》等诗篇。这些作品或是表达了他对自然美景的赞美，或是寄托了对友人的思念与敬意，亦或是记录了他作为帝王与臣子共度节日的美好时光。此外，《句》（残句）虽为片段，但也透露出宣宗在诗歌艺术上的独特见解和高超技艺。
而在书法领域方面，唐宣宗李忱同样有所建树。据《宣和书谱》记载，在那个书法兴盛的时代，即便是大臣如裴休等人也能够追随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步伐，而作为皇族成员，他们继承了太宗以来的书法传统，并使之流传下来。宣宗则以其行书闻名，延续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北宋时期的御府中还收藏着他的多幅行书作品，包括《赐李丛勑》、《赐李丛手勑》及《赐李丛手诏》，证明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与珍视。通过这些文学和书法作品，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唐宣宗李忱个人的艺术才能，也能感受到唐朝文化繁荣时期文人墨客之间的交流与影响。
不幸离世
唐宣宗李忱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君主。然而，在他统治的晚年，即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五月，一场不幸降临。当时，太医李元伯向皇帝进献了一种被称作仙丹的长生不老药。这仙丹却成了致命毒药，让唐宣宗遭受了严重的中毒反应，导致他口渴难耐且体内燥热，健康急剧恶化。这一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之久，以至于他无法履行其作为皇帝的职责，长时间未能上朝处理政务。
到了那一年的八月七日，根据《旧唐书·宣宗纪》记载，在长安的大明宫内离世，享年五十岁。他的离去给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悲痛，群臣为他追赠谥号“圣武献文孝皇帝”，并尊称为宣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他的孙子唐懿宗李漼为了表达对先祖的崇敬之情，进一步为李忱加谥，尊其为“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以彰显其伟大与智慧。
结语
唐宣宗在位期间，唐朝经历了一段被称为“小贞观”的短暂复兴。即位后，致力于改革和整顿政府，打击腐败，提升经济。宣宗勤于政务，乐于接受谏言，并提拔贤能之人，惩处无能或贪腐的官员，使得朝政运作更加高效，财政状况改善。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宣宗减少了赋税，鼓励农业发展，从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通过军事行动稳定了边疆，并与吐蕃达成和平协议，缓解了边境紧张局势。此外，他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增强了唐朝的国际影响力。尽管唐宣宗李忱的统治只有十二年，但他的政策帮助唐朝度过了一个艰难时期，并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历史评价
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唐宣宗李忱被评价为一位英明且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君主。以下是几位历史人物对他的评论整理：
- 李恒（唐穆宗）曾言：“这是我家中的英才，并非因为精神疲惫。”这句话表明了穆宗对李忱的高度评价。
五代时期政治家刘昫在其着作中提到：
- 大中年间的政治有着贞观之治时期的风范。
- 李忱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深知民间疾苦，在位期间有效地遏制了权贵势力，整顿了政府秩序，使得法律公正，贤能者得以发挥作用，国家治理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颂扬之声不绝于耳。
- 他提倡节俭，关心臣民，与群臣交谈时态度温和，如待宾客，对于谏议虚心听取。即使宫人有病也会亲自关怀，展现出其仁德的一面。
- 刘昫认为李忱作为皇帝，其政策和行为堪称典范，即便汉代的文帝、景帝也不过如此。可惜的是，由于史料的缺失，他的很多事迹已经难以详尽了解。
-北宋史学家孙之翰认为：
宣宗在位期间崇尚节俭，严格法令，厚待皇族，尊重宰相，甚至微服私访以考察官员选拔情况，焚香阅读大臣奏章，是一位重视道德修养的好君主。然而他也指出宣宗在处理重大问题上存在的不足，例如对待嫡母懿安太后不够尊敬，未能妥善处理储君之事，导致后来出现了继承危机。同时他也承认宣宗在河湟地区归顺及安抚周边民族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这些成果部分得益于前朝武宗时期打下的基础。
-欧阳修则批评宣宗虽然精明于决断，但过于注重细节上的明察秋毫，缺乏宽广的仁慈之心，这标志着唐朝自此开始走向了衰落。
-司马光赞扬宣宗：
宣宗年轻时经历丰富，即位后对人性和社会现象有了深刻的了解，致力于民事，勤勉治理国家，赏罚分明，使得国内人民安居乐业，边疆安宁。他的统治被认为堪比汉朝孝宣帝，并被称为“小太宗”，即使到了唐朝灭亡之后，人们仍然怀念并歌颂大中之政的美好时光。
-范祖禹对唐宣宗李忱的评价包含了褒贬两方面，他既肯定了宣宗在治理国家时的一些优点，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其统治中的不足之处：
1. 治理方式与成效：
- 宣宗治国以明察秋毫着称，虽然他能够听取和接受规劝与谏议，但本质上性格猜疑且刻薄。尽管他对爵位和赏赐吝啬，却有不少人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
- 在外部，地方官员频繁更替，中央政府无力有效管理；而在内部，宦官依旧掌握兵权，控制着国家的命运。即便如此，在他的统治下，各级官员大多遵纪守法，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全国上下安宁平静长达十五年之久。
- 然而，随着懿宗、僖宗相继即位后表现出的无能，唐朝逐渐陷入混乱，因此人们愈发怀念大中年间的政绩，认为那是难以企及的美好时光。
2. 个人特质与领导风格：
- 宣宗善于抓住细节问题，并以此来震慑群臣，即便是微小的错误也会受到惩罚，但他往往忽略了更重要的事务。他企图凭借一己之力处理天下所有事务，而不愿意与贤才共同承担职责。
- 这种做法类似于那些只关注账簿记录和日常琐事的地方官吏，缺乏真正的治国之才。实际上，这仅仅显示了他作为县级官员的能力，而非一个帝王应有的德行。
3. 对待大臣的态度：
- 对于辅佐自己的宰相们，宣宗表面上表现出极大的尊敬，但实际上却像防范小吏一样提防他们，生怕被欺骗。他用利益和威严来约束这些大臣，结果导致任用的人多为平庸之辈，真正有才能的人无法施展抱负。
- 白敏中、令狐绹等人身居高位多年，为了保住地位而迎合君主，这样的朝廷自然难以取得显着成就。
所以，范祖禹认为尽管唐宣宗是一位有能力的君主，但在某些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特别是他在用人上的保守态度以及过度依赖个人判断的做法，限制了国家的发展潜力。不过，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的实际贡献，宣宗仍然可以被视为一位贤明的君主。
明清思想家、诗人王夫之对唐宣宗李忱的评价，揭示了这位皇帝治理方式中潜在的问题，并对比了他与唐德宗在治国理念上的不同：
1. 怀疑心态下的统治差异：
- 王夫之指出，唐德宗和唐宣宗都以猜疑的态度来驾驭下属，但两人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导致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 宣宗依赖于自己的机警和敏锐，一旦听到一句话或看到一个动作，就会立刻形成固定的看法或改变主意。无论是贤臣还是奸佞，在这种环境下都无法自保，只能通过隐瞒事实来避免引起君主的不满。这样做的结果是，那些损害国家、伤害百姓的行为反而得以逃避批评和惩罚，因为没有人敢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身边有像陆贽那样忠诚的大臣，只要稍有不慎，也会引发众人的猜忌，最终无人敢于直言进谏。这样的局面虽然不会立即引发混乱，但一旦爆发，后果将难以挽回。
2. 表面繁荣背后的隐忧：
- 一些小说描述宣宗时期的政绩时，言辞优美，似乎呈现出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司马光（温公）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其记录下来。然而，对于真正了解治理之道的人来说，这些表面上的美好实际上预示着国家衰败的迹象。
- 宣宗过于依赖个人的耳目去监视官员的行为，这种做法容易让狡猾的官吏有机可乘，同时也在无意间加剧了人民的贫困。长此以往，社会矛盾逐渐加深，隐患重重。
3. 勤勉治国与自我设限：
- 尽管宣宗在吏治方面确实投入了很多心思，但他过度猜疑臣子，甚至自己也陷入了贪婪之中。他努力工作，试图改善朝政管理，但却因不信任大臣而限制了自己的决策范围，同时也为贪污腐败埋下了种子。
王夫之认为唐宣宗虽然展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才能，但在其治国策略中存在的猜疑心态和个人主义倾向，实际上削弱了朝廷的凝聚力和效率，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