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善始慎终
魏徵在与李世民探讨创业和守业的难度时，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帝王的兴起往往伴随着时代的衰败和混乱，在这种背景下，当权者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从而顺利地建立新的政权，这似乎使创业的过程显得不是那么艰难。然而，他更深入地分析了守业的挑战：
“但是一旦取得成功后，君主容易变得志得意满，奢侈无度，导致百姓渴望安宁却徭役不断，社会凋敝而奢华之风不止，国家的衰退往往由此开始。”
因此，魏徵总结道，维持和发展一个已有的帝国反而更加困难。为了确保帝业可以长久稳定，魏徵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在贞观五年（631年），面对国内平静、四夷臣服的局面，李世民表达了自己依然每日谨慎行事，唯恐不能善终的态度。对此，魏徵回应说：
“对于内外皆安的现状，臣并不感到特别高兴；真正令人欣慰的是陛下能够在安定之时思考可能存在的危险。”
魏徵深知历史教训，也目睹了许多帝王因居安忘危、骄奢淫逸而导致天下大乱的事例。因此，在贞观六年（632年）的一次对话中，他建议李世民应该借鉴古代帝王兴衰的经验，认为当今陛下拥有四海，境内和平，若能持续关注治理之道，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态，国家的命运将会长久稳固。魏徵常常以隋朝灭亡作为警示，来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
到了贞观十一年（637年），他连续上书，重申“以隋为鉴”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隋朝曾经统一全国，兵力强盛，威震四方，却突然土崩瓦解，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在安全时不考虑危险，在治平时不想到动乱，在存在时不忧虑灭亡。因此，魏徵告诫李世民应当以亡国的历史作为镜子，从中学习如何避免类似的错误发生，要做到警钟长鸣，时刻警惕。他希望太宗皇帝能在行动决策中思考隋朝的教训，如此一来，就能更好地理解存亡治乱的道理：思考为何会有危险，则可获得安全；思考为何会有混乱，则可达到治理；思考为何会灭亡，则能找到生存之道。通过这种方式，魏徵希望李世民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确保唐朝的繁荣稳定。
《诗经》中有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历史的铁律。魏徵深谙此理，他在奏疏中指出古代帝王无不因深切忧虑而使治道显着，但一旦功成名就后，德行便逐渐衰退。他解释说，在面对深切的忧虑时，君主必定会竭诚对待臣民；然而一旦志得意满，便会放纵情欲，傲视万物。因此，他特别提醒李世民，
“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民众如同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种对最终结果持谨慎态度的思想，是确保帝业长盛不衰的关键。从善始慎终的政治理念出发，魏徵密切关注着李世民在政治上的变化，并及时给予警示。贞观六年（632年），当讨论到国家安危的根本和最近政事状况时，魏徵认为与贞观之初相比，政事有所下滑。他指出，“陛下当初立志节俭，求谏若渴，但近年来营建之事增多，谏议之人常触怒圣颜，这正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李世民听后表示认同，欣然接受了批评。
随着时间推移，魏徵不断劝诫李世民保持即位初期那般孜孜以求治理的心态。到了贞观十一年（637年）五月，魏徵再次上疏，表达了对太宗意志力不如往昔、改正错误的能力也有所减弱的担忧。他还提到太宗在责罚方面更加频繁，威严和愤怒也显得更为严厉。魏徵强调，过去太宗因担心国家未完全治理好，所以每天都在提升道德和正义；现在因为觉得国家已经安定，反而在这方面有所松懈。他列举了多个太宗勉强接受谏议的例子，表明这种做法与早期那种开放接纳意见的态度大相径庭。李世民对此反应积极，认可了魏徵的观点。
至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徵利用太宗诏令五品以上官员提交封事的机会，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呈上了着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在这篇疏文中，魏徵列举了包括搜求珍稀玩物、过度满足私欲增加百姓负担、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崇尚奢华、频繁游猎、无故兴兵、使人民不堪重负等在内的“十渐”现象，深刻批判了太宗的自满情绪，并再次强调了慎终如始的重要性。太宗看完魏徵的奏疏后，不仅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还将奏疏制成屏障，以便早晚都能看到，同时命令记录下来交给史官，希望万世之后的人们也能了解君臣之间应有的道义。
贞观十四年（640年），魏徵再度向李世民进言，他指出：“臣观察历代帝王，在拨乱反正、创立基业之时，无不保持警惕和谨慎，采纳普通百姓的意见，听从忠正直言的谏议。然而，一旦天下安定下来，他们往往就放纵自己的欲望，沉溺于阿谀奉承之中，不喜欢听到正确的劝谏。”以此来告诫李世民，即便是国家已经稳定，也要始终保持警醒，不忘初心，善始善终。
魏徵庆幸遇到了能够理解并接纳自己意见的明君——李世民，因此他尽心竭力地辅佐太宗治理国家，成为了李世民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无论是在提出建议还是处理政务上，魏徵都致力于纠正朝廷中的错误，匡扶正义，最终帮助李世民成就了历史上着名的“贞观之治”。这段时期被后人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一个典范时代，而魏徵的直言敢谏和李世民的纳谏如流，则是这一辉煌成就的重要保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