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九月的汴京,金风送爽,本应是一年中最宜人的时节。
然而,一股诡异的暗流,却随着秋风吹遍了京城的茶坊酒肆、勾栏瓦舍,甚至悄然浸润着一些士大夫的私邸。
市井间开始流传一些有鼻子有眼的说法,其核心直指深居禁中的年轻官家赵顼:
“听说了吗?官家前些日子下的《罪己诏》,说是德行有亏,才引来了河北的大灾!可这反省才几天呐?
西北绥州那边,种将军修城修得热火朝天,钱粮像流水似的花出去,这哪是休养生息,分明是要跟西夏再开战端啊!”
“就是!西夏人这次来,听说姿态放得低,是想用什么东西换回绥州,息事宁人。可咱们官家倒好,硬是咬着不放!这不是穷兵黩武是什么?”
“唉,河北的百姓还没从地里刨出食来,尸骨未寒呐!官家不想着怎么好好赈济抚恤,却把力气都用在边关上招惹是非。
这……这怕是上天降下的警示还不够,官家还没真正醒悟啊!”
这些流言,如同毒蔓,巧妙地缠绕着两个看似矛盾的事实:
皇帝刚刚下诏罪己承认“德不修”,另一边却在边境“大动干戈”。它们将天灾与人事强行勾连,将赵顼塑造成一个“不恤民困、好大喜功、违背天意”的昏聩形象。
其恶毒之处在于,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利用并扭曲了真实发生的事件,极具蛊惑性。
很快,这些市井谤言,经过某些有心人的润色和引申,开始出现在一些文人的笔端和清议之中。
而此刻,在汴京一座清雅的宅院内,司马光正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品茗清谈。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时局。一位门生忧心忡忡地说:
“先生,近日市井多有无稽之谈,诽谤圣上。然……绥州之事,学生亦有所惑。
陛下既已下诏罪己,正应收敛锋芒,固本培元,修德以俟天时。如今在边境兴筑大城,耗费巨万,确易授人以柄,引人非议啊。
若因此再启边衅,岂非辜负了上天示警之意?”
另一位老成的官员接口道:“君实兄(司马光字),我亦闻西夏此番颇有‘诚意’,似有罢兵休战之意。
若我朝能顺势而下,暂缓绥州工役,换取边境数年安宁,使河北得以喘息,国库得以纾困,未尝不是一时权宜之策。
陛下年轻气盛,锐意进取固然可嘉,然‘国虽大,好战必亡’,古有明训啊。”
司马光静静地听着,手中捻动着佛珠,面色沉静如水。
他并未附和那些市井流言,但友人与门生的忧虑,却深深触动了他内心一贯坚持的理念。
良久,他缓缓开口,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市井之言,虽多荒诞,不足为信。然其言亦非全无因由。”
他顿了顿,继续道:
“《春秋》之大义,在于责君。陛下罪己,乃是人君遇灾知惧之正道,天下臣民皆应感佩。
然,罪己之后,更当修德践行,以实应天。如今河北疮痍未复,生民困苦,正该是轻徭薄赋、偃武修文之时。
若此时仍执着于边功,倾天下之财以筑一城,虽曰自卫,其举动之巨,难免引人侧目,恐非所以答天戒、安民心也。”
他并没有直接指责皇帝,而是从更高的“天道”和“治国之道”的层面进行阐述:
“为国者,当以仁信为本。西夏若果有和意,我朝亦当示以诚信,探其虚实,岂可一味恃强,徒然消耗国力,令内外之人心疑惧?
老夫非谓绥州当弃,然事有轻重缓急。当前之急,莫过于内修政事,抚恤灾瘵。边备固不可弛,然亦当量力而行,不可过度,以致本末倒置。”
司马光的这番话,很快就在其交友的圈子和仰慕他的太学生中流传开来。
他虽未明言支持流言,但其论述的核心——“罪己之后更应修德息兵”、“当前应以内政为先,边事需量力”——却在客观上为那些质疑赵顼边境政策的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性”的外衣。
这使得原本可能被视为“诽谤”的市井之言,竟也带上了几分“忠言逆耳”的色彩。
福宁殿内,赵顼通过皇城司的密报,清晰地掌握着这一切。他看着李宪呈上的、记录着市井流言和司马光等人清谈内容的纸条,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用力将纸条揉成一团,紧紧攥在掌心,指节发白。
“好一个‘修德践行’!好一个‘量力而行’!”他几乎是咬着牙低声说道,“西夏、大辽,其心可诛!还有朝中这些……”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明白,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谣言,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战和心理战。
敌人不仅在边境上虎视眈眈,更在试图从内部瓦解他的意志,离间他与臣民的关系,束缚住他试图变革和自强的手脚。
“想用流言和‘大义’来逼朕退缩?休想!”赵顼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与决绝,“绥州城,朕一定要筑成!想要战争的不是朕,而是那些始终亡我之心不死的豺狼!”
然而,他也深知,面对这无形的刀剑,单纯的愤怒和强硬并无太大用处。他需要更巧妙的手段来应对,既要稳住朝局民心,又不能坠入敌人设下的舆论陷阱。
秋意渐深,汴京的夜空繁星点点。但在这静谧之下,一场围绕帝国未来方向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悄然打响。
赵顼知道,他面临的挑战,远比他想象的更为复杂和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