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
江州的夜被雨水浸得发亮,路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拉出长长的光晕,像一道道未干的墨迹。
国家数字治理研究中心顶层的灯依旧亮着,仿佛一座漂浮在城市之上的孤岛。
苏霓没有开大灯,只留了一盏台灯,暖黄的光线斜斜打在她脸上,映出半边沉静的轮廓。
她盯着电脑屏幕,指尖轻轻滑动,将那份2001年的手写提纲原件照片上传至“透明履职轨迹”平台——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字略显稚嫩却工整有力:
《教你五句话说清委屈》
1. 我是谁?
2. 我遇到了什么事?
3. 谁该为此负责?
4. 我希望得到什么结果?
5. 我能提供哪些证据?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批注:“今天社区来了三个阿姨,哭了半小时也没讲明白补贴被扣的事。以后教她们先说这五件事。”
她按下发送键,页面弹出提示:“资料已归档,编号:ZG - 2001 - SN001”。
她靠进椅背,闭了闭眼。
二十年前,她在社区服务中心义务做普法宣传,拿着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写下这五个问题时,从没想过有一天,它会成为最高法明文倡导的“结构化陈述”范本。
更没想过,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某个齿轮,正悄然按她的节奏转动。
手机震动了一下。
许文澜在团队内部群发了一条消息:“刚拿到最高法文件扫描件,附件模板与‘五步法’匹配度100%,连标点都没改。措辞顺序完全一致。”
群里沉默三秒。
接着有人发了个“裂开”的表情包,又迅速撤回。
许文澜补了一句:“现在不是我们在学体制,是体制在抄我们的作业。”
苏霓看着这条消息,嘴角微扬,却没有回复。
她知道,这一刻不是终点,而是某种更深重的东西开始浮现——当一个方法被权力系统接纳,它的归属就不再只是创造者的心血,而成了博弈场上的旗帜。
她起身走到窗前。
玻璃上倒映着她的身影,也叠着城市的光影。
那雨滴蜿蜒而下,像无数人在看不见的地方,终于学会了如何开口说话。
与此同时,北京。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现场,记者席座无虚席。
陆承安一身深灰西装,站在发言台后,神情平静如水。
他刚刚解读完《关于提升民事诉讼立案质效的指导意见》中的技术细节,一名记者举手提问:
“陆顾问,司法系统推广的这套事实陈述模式,是否涉及知识产权或原创归属问题?是否有单位正在申请相关专利?”
全场安静下来。
镜头对准了他。
陆承安微微一顿,目光沉稳地扫过提问者,然后缓缓开口:“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方法,不属于任何机构或个人,而属于所有需要它的人。”
台下有人低头记录,有人微微动容。
他继续道:“但它最初从哪里来,由谁点亮第一盏灯,我们不能遗忘。因为每一个普惠的工具,都有一个具体的创造者。”
话音落下,掌声忽然响起,先是零星几声,随即汇成一片。
直播间弹幕瞬间爆炸,“苏霓”两个字如潮水般刷屏。
返程车上,夜色浓重。陆承安刚关掉直播回放,手机便响了。
来电显示:苏霓。
他接通,还没开口,就听见她低而清晰的声音:“别让他们觉得这是胜利。”
他眸光一动。
“要让他们明白,”她顿了顿,声音像穿过风雨而来,“这只是迟来的公正。”
他轻应了一声,望向窗外飞驰而过的街灯,心头却比任何时候都清楚——这场战役,远未结束。
真正的风暴,才刚刚酝酿。
几天后,许文澜坐在数据中心的终端前,眉头越皱越紧。
她调出了七份不同省份的“智慧政务系统”招标文件,逐一对比参数。
诡异的是,这些项目分属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却都在“用户交互模块”中加入了一项模糊条款:“需具备引导公众结构化表达功能,并兼容主流社会认可的陈述规范。”
她冷笑一声,顺藤摸瓜查到源头——某市信息办主任曾在女儿学校听过一堂公开课。
视频资料显示,一个小学生站上讲台,用“五句话”清晰陈述“篮球架破损存在安全隐患”,最终成功推动市政部门更换设施。
评审专家私下透露:“我们不能写‘必须采用苏霓五步法’,但懂的人都知道标准在哪。”
这是变相的技术壁垒,是以行政手段隐形垄断一种公共方法。
许文澜指尖敲下回车键,将七份文件打包,附上分析报告,提交至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举报平台,理由栏写着:“涉嫌以非公开标准设置市场准入障碍,扰乱公平竞争秩序。”
点击发送的那一刻,她低声自语:“你们不认名字,那就逼你们面对名字。”
夜深了。
赵小芸正整理一段乡村教育纪实素材,邮箱突然提示新消息。
发件人陌生,标题只有简单一行字:
【有些声音,您或许愿意听听】
她犹豫片刻,点开附件。
里面是一段音频,格式老旧,背景有轻微杂音。
她戴上耳机,按下播放。
电流声过后,一个苍老而疲惫的声音传来:
“我是王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