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0年,冬季十月，汉武帝颁下诏书，令大臣们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考题是古往今来治理天下之 “道” ，这次考试有100多人参加。广川人董仲舒作答道：所谓的‘道’，就是让天下通往长治久安路，而仁、义、礼、乐，则是推行‘道’的具体途径与手段。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离世后，他的后代能够长久稳坐天下，国家历经数百年太平，这无一不是推行礼乐教化所积累的功绩。只要是个君主，都渴望自己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长存于世。然而，众多国家却陷入政治混乱、濒临危亡的境地。这是为啥呢？原因就在于君主用人不当，所采用的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是正道。如此一来，国家政治便会日渐衰败，一步步走向灭亡。就像周王朝在幽王、厉王统治时期走向衰败，并非治国之道消亡了，而是幽王、厉王肆意妄为，不遵循正道治国。而到了周宣王在位之际，他衷心倾慕先王的德政，全力以赴恢复那些被遗忘的优良政令，填补政治上的缺失，大力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伟大功业，最终使得周代的王道再次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彩，这无疑是宣王日夜勤勉、不懈推行善政所收获的卓越成效啊。
孔子曾说：人能让道发扬光大，而不是靠道来彰显人。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国家的兴衰存亡关键在于君主自身。只要不是上天要改朝换代，如果君主行为端正，那么统治权就会稳固；反之，如果行事违背常理，那就会失去统治地位。?作为君主，首要的就是端正自己的思想。只有自身思想端正了，才能整顿朝廷；朝廷整顿好了，才能管理好百官；百官治理有序，才能教化好百姓；百姓风气正了，四方的少数民族也会受到影响。当天下都进入正道的统治范围时，就会出现阴阳调和、风调雨顺、万物和谐、百姓安居乐业的祥瑞之事，这就是理想的治国境界。?孔子曾因自己的身份卑微，虽然有高尚的德行却无法招来凤凰、河图等祥瑞之事而感到悲哀。如今陛下贵为天子，虽然具备了招致祥瑞的地位、权势和资质，是个有仁有义君主，但为何祥瑞之事没有出现呢？主要原因就在于道德教化推行还不够，百姓没能走上正途。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如果不用教化筑起堤坝，就难以阻止。?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教化的重要性，所以治理天下时都把教化作为根本。他们在都城设立太学，在地方兴办学校，用仁、义、礼来教育和规范百姓的行为，所以当时刑罚轻却很少有人犯法，这就是教化的力量。圣明的君主即便治理混乱的时代，也会先扫除以前的不良影响，大力的推行教化，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使国家实现长治久安。?反观秦朝，废弃了先王的治国之道，他们只图眼前的利益，结果导致国家短短十四年就灭亡了，遗留下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消除干净，导致社会风俗浅薄，百姓也缺乏忠信德义。这就像琴瑟弦音不和谐时需要更换琴弦一样，治理国家遇到阻碍时也需要适时的进行变革，时代不同，制定的律法也不同。汉朝自建立以来，一直想治理好国家却未能如愿，就是因为该改革的时候没有改革。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会让臣子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等到他们成年后在根据各自的才能授予官职，用爵位和俸禄来培养高尚的品德，用严厉的刑罚来震慑邪恶的念头。这样百姓才能懂礼、义，让他们知道冒犯君主是可耻的。周武王高举正义的旗帜灭了商王朝，随后周公又制礼作乐，到了成王、康王的时代，刑罚闲置了近四十年，这就是教化浸润的成果，而非单纯的依靠刑罚。但秦朝却完全相反，他们在治理国家方面推崇申不害、商鞅的严刑酷法和韩非的权术，完全废弃了圣王治理国家的方法，这就助长了贪婪功利风气的蔓延。官员们只注重虚名而不务实，表面上看起来恭恭敬敬，但内心却怀有反叛之心，这就导致犯罪频繁的发生，国家虽然有严酷的刑罚却无法制止犯罪的发生，根本原因就是之前已经败坏的风气没有得到教化纠正。如今陛下统一天下，全国的百姓也都臣服了，但百姓没有真正的受益，或许就是忽略了教化的根本原因。《曾子》说：尊重所学的道理并践行，就能使自己的德行高尚起来。 希望陛下能将圣王的治国之道真正落实到实践中来，百姓受益了，陛下的功业就能与古代圣王比肩了。为国家招揽贤才的关键就在于兴办教育。如果不重视士人却还想得到贤能的人才，这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得到美玉一样。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应该设立太学、聘请德行高尚的老师，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而郡守县令作为百姓的表率，如果无德无才，就会导致君主的仁德无法传递到百姓身边，甚至出现官员苛待百姓、贪腐横行的情况，结果就是百姓生活变得更加困苦、阴阳也会失衡，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之中。这一切都源于官吏不行，可见兴办教育、培养合格的人才已是当务之急。
过去选拔官员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官员大多从权贵子弟，比如郎中、中郎及二千石官员子弟或者富家子弟中挑选，他们未必就是贤能的人才；另一个是评判标准变成熬资历，只要任职时间长就能升官，却忽视了实际政绩——有能力的人可能被长期埋没，没法实现自己的抱负；没能力的人反而靠时间混到了高位，这就导致挑选官员时贤愚难辨、廉耻不分。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让各地的高级官员，比如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从各自的管辖范围内选拔贤能得人才，每年必须推荐两人到朝廷任职，然后通过他们的表现考察推荐者的识人本事。如果推荐得是贤能的人才就奖赏，反之就惩罚，这样官员们就会全力的发掘人才，天下有能力的人都有机会为国家效力。其次选官还应打破时间长短定功劳的旧制，以他们的实际能力授予官职、以品德的高低决定职位的高低，这样才能让真正有能力的人上位，让没本事的人退位。还有个人修养也是十分重要的，古今圣人并非突然就显贵起来了，尧从诸侯起步，舜在民间崛起，都是靠积累而成的。一个人的言行无法隐藏，看似一个十分微小的选择却会慢慢地塑造命运：积累善行就如同身体生长一样，每天进步却不自知；积累恶行就如同灯油耗尽一样，不知不觉就走向了衰败。这就是为什么尧舜能流芳千古，桀纣却遗臭万年， 关键就在于是否注重 小事的积累：善待百姓的每一个决定，纠正弊端的每一次行动，看似细微，最终都会汇聚成改变天下的力量。生活就是由一点一滴的小事组成的，把每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好，就算福分没有降临到自己身上，但祸事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了。
所谓 的“道”，其实就是让人保持快乐而不放纵，始终做善事而不感觉到疲倦。人们如果遵循这个 “道” 来做事，万世都不会有弊端，如果出现了弊端，那必然是偏离了 “道”的范围。如果国家政治混乱、政令不通，一定是因为执行古代圣王的 “道” 的过程中有所偏离，这时就需要用 “道” 中被忽视的部分来补救出现的弊端。夏、商、周三代圣王的治国方法各有各的侧重点（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但这并非彼此矛盾，而是因为他们各自面对前朝留下的社会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治病。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废除和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废除和增加的内容也是能知道的；以后如果有朝代继承周代的制度，哪怕过了一百代，其制度也能推测出来。 这说明一个国家无论经过多少代君主，治国的根本原则都离不开夏、商、周这三种道的框架。为什么孔子没提夏代之前的虞舜和唐尧之间制度的增减呢？那是因为尧舜时代天下大治，他们的治国之道是完全一致的，不需要修补弊端，所以只需要直接延续就行了。就像舜帝继位后，只是按天意修改了历法和礼仪颜色，其他的政策完全沿用尧的做法，本质上并未改变道的核心。道之所以深远博大，是因为它源于自然规律和正义原则，只要这二者不变，道的核心就不会变。比如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都是直接传承治国之道，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不需要纠错，自然就无需改变。由此可见：如果继承的是一个治理良好的朝代，只需要延续原有的“道”就行了；如果继承的是一个混乱的朝代，那就必须通过调整具体方法来修复“道”的完整，但 “道” 的核心（如仁、义、礼）却是永远不变的。
汉朝建立在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之后，理应改变周代那些过于繁琐的礼仪制度，回归夏代推崇的忠直之道即朴实真诚、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可为什么古今差距如此之大呢？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治国的根本原则，或许是违背了自然规律。这就像自然界中，长了锋利牙齿的动物不会再长角，长了翅膀的鸟类却只有两只脚，这是上天让得到大便利的事物不再获取小利益。同样的道理，古代的官员享受了朝廷的俸禄，就不能再靠体力谋生或从事商业了，这也是得大利者不取小利的天道体现。但如今我们的很多官员那是既享受国家的高官厚禄，又凭借自己的权势与百姓争利。他们富裕显贵却经营工商业，普通老百姓怎么能竞争得过呢？这样下去百姓只会越来越贫困，富人奢侈无度，穷人走投无路，自然就会为了生存铤而走险。此时即便刑罚再多，也无法阻止百姓犯罪了，因为根本问题就在于官员与百姓争利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性。官员本应是百姓的榜样，百姓和远方民族都在观察和效仿他们的行为。如果官员一心追逐钱财、害怕贫穷，就违背了自身的职责（官员该追求的是仁、义、道、德，担心的应是无法用仁、义教化百姓，而非计较个人得失）。《易经》里说 背着东西乘车会招来强盗，意思是身居高位却做着百姓谋生的事，必然会引发祸患。真正的官员行事，应该像春秋时期鲁国丞相公仪休那样，坚决拒绝与民争利、坚守君子之道。此外，天下统一是古今不变的道义，但如今各学派观点不一、百家学说混乱，导致君主无法统一思想，国家的法令制度频繁变动，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对这种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凡是不属于儒家 《诗》《书》《礼》《乐》《易》《春秋》和孔子学说的其他思想，应当统统禁止传播。只有禁止了这种扰乱国家思想的学说、消除了学派混乱的现象，才能让国家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让百姓知道该遵循什么。这既是维护国家稳定的根本，也是实现天下长治久安的必经之路。
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回答非常满意，对他的才华和见解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决定任命他为江都国的相。与此同时，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份参加了考试对答，他的表现同样出色，汉武帝对他也十分欣赏，于是提拔他担任中大夫一职。在这之后，丞相卫绾向汉武帝上奏说：此次举荐的贤良中，有些人研究的是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等人的学说，这些学说往往会扰乱国家的政治秩序。因此，我建议将这些人全部遣返，以免他们对国家造成不良影响。汉武帝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最终批准了卫绾的奏请。董仲舒自幼便对《春秋》有着深入的研究。在孝景帝时期，他就已经担任了博士官。他的言行举止都严格遵循着礼法，从不做任何违背礼仪规范的事情，因此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敬重，大家都以尊敬老师的礼节来对待他。当董仲舒被任命为江都国的相后，他开始侍奉江都易王刘非。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此人向来骄横跋扈，喜欢逞强好胜，以勇力自傲。然而，董仲舒却用礼义之道来辅佐和纠正刘非的行为，使得刘非对他也颇为敬重。
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春季的二月，汉武帝颁布了一道赦令，给天下百姓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生机，朝廷开始发行三铢钱。?
六月发生了两件大事：首先是丞相卫绾被免职，几天后，汉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婴和田蚡都推崇儒家思想，而汉武帝本身也看重儒学，于是两人趁机向汉武帝推荐了代地人赵绾担任御史大夫，兰陵人王臧担任郎中令。赵绾上任后，向汉武帝提议修建 ，作为诸侯朝见天子的场所，并推荐了自己的老师、鲁地名儒申公。这年秋天，汉武帝派使者带着贵重的礼品和驾着舒适的车马，专程前往迎接八十多岁的申公。申公来到长安后，汉武帝就向他询问治国之道，而年迈的申公只说了一句：治理国家不在于说多少漂亮话，关键是要务实做事。 当时汉武帝正喜欢文采辞令，听到申公这么直白的回答，汉武帝直接就被整的沉默了 — 他虽然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但既然已经隆重的把人家请来了，那礼数也不能少了呀，最后就任命申公为太中大夫，安排他住在鲁王的官邸，让他参与讨论修建明堂、天子巡视地方、更改历法和礼仪服饰等重要制度改革事宜。
这一年，内史宁成犯罪，被判处髡钳刑。?
公元前139年?，寒风呼啸的冬季十月份，淮南王刘安从封国来到长安朝见武帝。按辈分来说刘安是武帝的叔父、才能也还不错，所以武帝就很尊重他，没事干的时候，武帝就把他召他来交谈，眼看就来到了黄昏，二人这才停下了交谈。?
刘安一向与武安侯田蚡关系好，他来长安朝见天子时，武安侯就到霸上去迎接他，并告诉他说：目前皇上没有太子，大王又是高皇帝的亲孙子，对待百姓也是有仁有义的，这点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如果皇帝突然去世，除了大王之外还有谁能继承帝位呢！刘安听到他这么说，顿时就喜出望外，并给田蚡赠送了丰厚的金钱财物。?
窦太后非常的喜欢黄老学说，不喜欢儒家学说。赵绾向武帝说国家政务不要再向太后奏报了，窦太后听说后勃然大怒，说道：他这是想做第二个新垣平吧！接着窦太后就派人暗中搜集赵绾、王臧贪赃的证据，以此责备武帝用人不当；武帝看到这也无话可说，于是就废止了兴建明堂的事，而赵绾等人主张的一切制度全都被废止。武帝把赵绾、王臧交给相关部门去处置，结果他们都自杀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遭到牵连也被免职，申公也以有病为借口，被免职归家。职场真的不好混，一个不小心就得罪了大佬，轻则前途没了，重则命都没了。?
汉景帝在位时，太子太傅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都担任了二千石级别的高官。景帝将一家五人的官职加起来算了一下，发现超过了一万，于是就尊称石奋为 万石君。石奋这个人没什么文化，但为人处世那是相当的恭敬谨慎，朝中大臣无人能及。家中有子孙做了小官回家探望，他必定穿上正式的朝服进行接见，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家中有子孙犯错了，他也不直接责骂，而是独自坐到偏房，对着餐桌不吃饭，直到子孙们互相批评，然后由长辈出面求情，犯错者袒露上身请罪并保证改正，他才肯吃饭。即便在家闲居，只要有成年的子孙在身边，他必定衣冠整齐；主持丧事时，他的悲痛之情溢于言表。在他的影响下，家里的子孙后代都以孝顺谨慎而闻名四方。?后来，儒生赵绾、王臧因为善长写文章获罪了，窦太后就认为儒生虽然有文采但缺乏朴实的作风。再看万石君一家，虽然不善言辞但能踏实的做事，于是窦太后就任命石奋的大儿子石建为宫廷侍卫首领，小儿子石庆为内史（京城行政长官）。石建在汉武帝身边任职时，发现有该劝谏的事，会先让旁人退下，再直言不讳地进言，言辞也十分尖锐；但上朝时与百官一起面见皇帝，却显得十分木讷，话也很少，汉武帝因此对他格外的亲近。石庆曾任太仆（掌管宫廷车马），有一次为武帝驾车，武帝问他拉车的马有几匹，石庆竟举起马鞭一匹匹数，确认后才举手回答：六匹。 要知道，石庆在石家兄弟中已是最随意的一个，做事仍然如此的一丝不苟。
窦婴、田蚡被罢免之后，就以列侯的身份闲住在家中。田蚡虽然不担任官职了，但是呢，因为有与王太后是同母弟的这层关系在，仍然得到了皇帝的亲近宠幸，多次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提出的一件也大多被采纳。看到田蚡又得到了武帝的宠幸，于是那些趋炎附势的士人和官吏，就都离开了窦婴而归附田蚡，田蚡也慢慢变地骄横了起来，后来因为骄横跋扈被人弹劾，忧惧而死，这很好的印证了 “得意忘形必招祸”这句话的真理。在职场或人际关系中，纯粹依靠利益的交往会显得非常脆弱，我们需要警惕 “墙头草” 式的交往。同时也要明白面对他人的趋利避害，我们不必去苛责，而要理性的看待。与其纠结人情的变化，不如专注提升自身实力，以淡然的心态应对世间的浮沉。?
三月，武帝就任命太常柏至侯许昌担任丞相。?
想当年，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刘嫖下嫁给堂邑侯陈午，这可是一段门当户对的婚姻。然而，这段婚姻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对于武帝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因为馆陶公主的助力，武帝才得以被立为太子。可以说，如果没有馆陶公主的支持，武帝恐怕难以登上皇位。不仅如此，馆陶公主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太子，成为了太子的正妃。这一联姻使得两家的关系更加紧密，也为后来武帝即位后的政治格局埋下了伏笔。等到武帝即位称帝后，他的这位妃子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皇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帝对窦太主（即馆陶公主刘嫖）的态度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窦太主自恃授立武帝有功，便开始无休无止地向武帝请求赏赐，并频繁地干预国政。她的这种行为让武帝感到十分不满，毕竟作为一国之君，他希望能够独立自主地治理国家，而不是被他人过多地干涉。与此同时，陈皇后也表现出了骄横嫉妒的一面。她独占君宠，却始终未能生育孩子。为了求得子嗣，她不惜花费巨额钱财给医生，总计高达九千万之多。然而，尽管如此，她终究还是未能如愿以偿。由于陈皇后的骄纵和无嗣，武帝对她的宠爱也逐渐衰退。而这一切，都让窦太主感到焦虑和不安。皇太后察觉到了武帝与窦太主、陈皇后之间的紧张关系，她深深知道这其中的利害。于是，她对武帝说：你刚刚登上皇位，大臣们尚未完全归附于你。此时，你应当先稳定朝局，而不是急于兴建明堂这样的大事。太皇太后对此已经颇为恼怒了。如今，你又得罪了窦太主，恐怕会受到更严厉的责罚。妇人的性情通常是容易高兴的，你应该慎重对待，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武帝听了皇太后的这番话，意识到自己在处理与窦太主、陈皇后的关系上确实有些操之过急。于是，他决定改变策略，对窦太主和陈皇后母女俩稍稍以恩礼相待，以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
有一次武帝到霸上举行祓除仪式，在回宫的途中，武帝决定去看望他的姐姐平阳公主，这一去就看中了平阳公主府中的歌女卫子夫。卫子夫的母亲卫媪，是平阳公主家的奴婢，平阳公主看出了自己弟弟的心思，就把卫子夫送入了宫中，卫子夫进宫后逐渐受到武帝的宠幸。陈皇后得知这消息后，情绪那是非常的愤怒啊，甚至有几次差点把自己给气死了，武帝看到陈皇后这样没格局，对她就更为恼怒了，这也为她以后被废埋下了伏笔。在充满利益博弈的环境中，情绪是最无用的武器，理性与价值才是核心竞争力。陈皇后的悲剧，不仅是情感上的失败，更是政治幼稚的必然结果；而卫子夫的崛起，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 “阶层跃升” 的博弈。它提醒我们：无论是职场、家庭还是更复杂的关系网，唯有克制情绪、认清自身价值、适应社会的规则，才能在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
卫子夫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卫青的父亲郑季，原本是平阳县的一名县吏。有一次，他被派往平阳侯家中供职当差。在那里，他与卫媪相识并私通，生下了卫青。由于郑季不敢承认这个私生子，便让卫青冒充姓卫。随着时间的推移，卫青逐渐长大成人。他在平阳侯家中担任骑奴，负责照顾马匹和执行一些杂务。然而，卫青的命运却因为大长公主刘嫖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刘嫖是汉武帝的姑姑，她得知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后，心生嫉妒和怨恨。于是，她派人将卫青抓住并囚禁了起来，企图杀害他。卫青的好友骑郎公孙敖在得知此事后，表现得心急如焚。于是他与其他几位勇士一起，冒险闯入囚禁卫青的地方，将他成功得解救了出来。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汉武帝的耳中。武帝很同情卫青得遭遇，同时也对他的勇敢和机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武帝就召见了卫青，并任命他为建章宫的宫监，还赐予他侍中的官衔。不仅如此，武帝在短短几天内，就给了卫青高达千金的赏赐，以示对他的重视和恩宠。不久之后，武帝更是立卫子夫为夫人，卫青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晋升机会。他被任命为太中大夫，成为了汉武帝身边的亲信之一。
就在这一年的夏季，四月的一个夜晚，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颗异常明亮的星星，其光芒如同太阳一般耀眼。这颗异星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猜测，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祥瑞之兆，也有人担心这可能预示着某种不祥的事情即将发生。?
在那个时候，朝堂之上大臣们的议论纷纷，其中有许多声音都是在为晁错喊冤。晁错提出了削藩之策，却因此惨遭杀害，这让很多人都觉得他实在是太冤枉了。这些大臣们一心想要摧毁和抑制诸侯王的势力，所以他们经常会弹劾和揭露诸侯王的各种过失和罪恶。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吹毛求疵，对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不放过，以此来证明诸侯王的不当行为。不仅如此，他们还会用笞刑这样残酷的刑罚来威逼诸侯王的臣子们屈服，迫使他们不得不去证明诸侯王确实存在过失和罪恶。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诸侯王们自然是苦不堪言，心中充满了悲愁和怨恨。
时间来到了公元前138年?，这年十月份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济川王刘明从各自的封国来到长安朝见武帝。武帝设了酒宴来款待他们，刘胜在席间听到音乐声就哭了起来。武帝一看这咋回事呀？就问他为什么哭，刘胜擦着眼泪说悲伤的人听不得抽噎的声音，忧愁的人听不得叹息的声音，现在我心中积压了许多忧伤，每当听到这种幽妙精微的音乐，不知不觉地就会涕泪横流。我有幸得到朝廷得重用，受封为东方的藩臣，从亲属关系说来，又是皇上的哥哥。现在朝廷群臣与皇上之间没有半点血缘亲情，也没有承担国家的任何重任，却结成朋党发出偏私的议论，他们相互勾结，使宗室皇族受到打击和排斥，骨肉亲情像冰雪般融化，我私下为此感到十分地悲伤！借着这个机会他就把官吏侵夺欺凌诸侯王的事，一五一十地向武帝说了。于是，武帝就增加对诸侯的礼遇，废止了有关官吏检举诸侯王不法行为的文书，对诸侯王施行优待亲属的恩惠。?
本年黄河在平原郡泛滥成灾，引起了大饥荒，民间甚至出现了人吃人得景象。?
西汉七国之乱后，吴王刘濞的儿子刘驹逃到了闽越。他非常痛恨东瓯在战乱中诱杀自己父亲得行为，于是就不断地怂恿闽越王攻打东瓯。闽越出兵包围了东瓯的都城，走投无路的东瓯王无奈地派使者向汉武帝请求紧急求援。汉武帝在接到东瓯王的求救信后，就询问太尉田蚡的意见，田蚡认为：越人部落之间互相攻打是常事，而且他们行事反复无常，从秦朝起就被视为法外之地，不值得中原朝廷劳师动众去救援。年轻的大臣庄助却反驳道：只怕是我们的力量不够、德行不厚才无法保护他们，如果有能力，为何要抛弃这些向我们求助的小国呢？当年秦朝连都城咸阳都丢弃过，何止是放弃越人呢？如今像东瓯这样的小国在绝境中向朝廷呼救，如果连陛下都不救他们，他们还能向谁求助呢？陛下又如何让天下万国信服呢？汉武帝也认同庄助的观点，说道：以太尉的见识还不足以商议国家大事。如今我刚即位，不想直接用虎符征发郡国的军队。于是，汉武帝就派庄助持皇帝符节前往会稽郡调兵。可会稽郡守却以 没有虎符不得发兵 为由拒绝了，把庄助气得当场就斩杀了一名司马官，随后向他们传达了皇帝的命令，最终征发军队渡海救援。然而汉军还没到地方，闽越就得知了汉朝出兵的消息，然后就主动撤兵了。东瓯担心闽越再次进犯，就请求举族迁往中原，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后，东瓯人就全部迁移到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平原地带，从此成为了汉朝直接管辖的百姓。从田蚡的表现我们要明白，一个人在职场中真正的立足之本是自身价值，而非依附他人权势，当你依附的那个人离开之后，灾祸很快就会降临到你身上。